生活達人﹕赤子心做新聞

文/ 阿離

旺角黑夜，警民對峙，一下擦槍走火，就可能是棍棒與血淚的迸發。



呂秉權（呂Bell）一雙赤手、身無裝備，竄進躁動人群中，撥出隙縫，鑽出橙色的封鎖線，大步跨進圍滿防暴與便衣警察的馬路中心。
這邊人潮起哄，他就閃身靠前；那邊防暴警察步步進迫，他就緊隨前進。
然而那雙手，依然穩妥地安插在深藍牛仔褲的口袋中，泰然自若。
年前回校園執教鞭，這晚重回前線，就像千里馬回到廣漠。
踩一踩草，呼吸着鮮香草腥，感受那種久違的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
新聞現場，恍如他命定的原居地。
雖然角色轉變，但對新聞志業，念念不忘。

除了教學，還組織了獨立評論人筆會，捍衛新聞同業的自由空間；亦不時撰文分析中港時局、批判政權是非，「我唔可以養尊處優。去教書可以好安穩，不理世事，但呢個唔係我。我始終係身痕，好多嘢都睇唔過眼。」他笑道。

退下火線，體內作是新聞人的赤忱。

新聞事新聞解決  讓真相作證

無綫新聞攝得警方對示威者涉嫌使用私刑的片段，記者編輯以「拳打腳踢」四字形容，後卻被刪去旁白，激發編採部超過一百四十人聯署向管理層抗議，可堪史無前例，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氣魄躍然字間；然而，六四後曾與李鵬「世紀一握」的新聞總監袁志偉亦企硬不讓。在網上流傳的閉門會議錄音中，疑似袁氏質疑下屬何以不加「懷疑」、「涉嫌」等字眼，批評那句「拖到暗角拳打腳踢」是記者的主觀判斷而非事實描述。曾在無綫及有線跑前線十四年的呂秉權認為，最能解決爭拗的方法，就是仔細研判所拍攝的新聞畫面，「最簡單就睇片，整大個畫面，校光佢，逐格重播，我哋真係會驗屍咁去睇。」據他理解，編輯、記者與採訪主任都曾經驗屍般檢視片段，再根據他們處理新聞畫面的經驗、警員的動作及示威者的反應，有九成肯定，才下筆落稿，「透過基本睇片，都可以判斷到個動作真係拳打同腳踢，至於你話加『涉嫌』、『疑似』係可以，但基本上拳打腳踢嘅描述，係無用主觀判斷。」

超獨家猛料畫面驗屍咁睇

這次事件重點不單是「懷疑不懷疑」，而是無綫處理新聞的手法，「從來電視台遇到獨家猛料，就只會大做，而呢單係超級獨家猛料」，身經百戰的呂秉權說。何謂「大做」？退下火線的呂Bell即時進入記者mode講解：以一秒廿四格的技術逐格處理四分鐘畫面，先描述涉嫌毆打示威者的警員從哪個方向進入，再描說佈局，誰負責睇水、誰主力打人，再逐一圈出、放大、調光，讓畫面更清晰，並數算有多少次拳打、多少次腳踢。劍橋大學Newnham College前校長、哲學家BaronessOnora O'Neill曾說，新聞自由有助大眾探索和察驗不同意見，令市民可獨立判斷何人何事值得信任。把事實抽絲剝繭、盡量展開，讓觀眾自行判斷，理應是記者的職責。

出街：一字一句慎思謹戒

錄音中，疑似袁氏體察到警方行私刑可判囚終身，質疑記者用字不當，可令警員身受龐大刑責。記者的筆和鏡頭，是左右大局的武器；新聞人對自己的一字一句，必須慎思謹戒，這是基本倫理。然而，呂秉權提醒，這次並不止是警員坐不坐牢的事，卻是涉及公眾利益的人權問題，「佢哋有刑責係因為涉嫌做咗重大侵害公眾利益嘅事，我哋除咗要對警員負責，都要對公眾負責，我哋應該認真仔細去研究段片。段片有咁足夠嘅證據，我哋就應該有承擔，依書直說，唔只係基於嗰班人面對嘅風險。」若手握公權力的執法者確實濫用私刑，對整體香港市民的人權與生活也會構成威脅。

沒有光明磊落的河蟹  卻有技術上的攔截

呂秉權九八年踏入無綫新聞，○五年轉戰有線，一直縱橫內地。在TVB變為CCTVB之前，他也身歷幾朝河蟹事：○四年廣東禽流雞，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鍾陽勝一句「雞死不一定是禽流感，可以跳樓死，可以撞車死」因着省新聞辦及中聯辦壓力而被粗暴抽起；同年七一遊行「董建華下台」up sound被mute；一年後趙紫陽逝世，高層把北征中途的他急召回朝，使名將遺憾。

處理頭條  如何拿揑

呂Bell說，受外力直接壓迫而河蟹的事多屬零星而非制度化，然而，維穩的果效更多來自新聞處理。其中一種是媒體設定議題（agenda setting）的能力，他以二○一二年陳光誠脫逃事件為例，「嗰時差不多係全港電子傳媒頭條，但無綫將佢放係尾二條，甚至後過孫明揚出出入入醫院多次。孫明揚出入醫院多次，都唔夠陳光誠搵命搏出嚟一次重要」，對上一次中國人進入美國大使館，要數六四方勵之年代，「嗰吓我喺Cable，成個 newsroom係噓嘅。」第二次，是前總理趙紫陽錄音曝光，無綫主要新聞卻隻字不提，「見到呢啲大嘢即刻當係寶嘛！嗱嗱聲做大佢！擺頭啲！」另一種阻截就是把守門人（gatekeeper）的職責發揮到極致，要求百分之百的準確性。疑似私刑事件中，無綫高層在錄音中質疑「暗角」其實「唔暗」；又例如，早前反佔中人士「支持反中央、撐張融」的soundbite被抽走，前線記者心中澄明，如此一句確實是反佔中者行動理念不清的真實證明，但管理層卻以事實錯誤（周融不是張融）為由判定不應出街。

前線記者兩邊不是人

前戰友之苦，呂秉權點滴心頭。在公司，被高層抽秤挑剔；到街頭，受市民刁難辱罵，兩邊不是人。然而，依然堅持，「幾多人覺得，如果佢哋自己都走咗，就少咗啲有經驗嘅人喺佢個post同高層抗衡，有新仔入嚟，就會較容易被人利用」，「好多人有種大陸心態，就係打擦邊球，盡打盡做，留得到喺度就贏。」新聞工作者在香港天天要打擦邊球，不無可悲。

面對新聞自由大凶年  如何見證

凌晨一時的旺角，黑背心便衣與防暴警圍駐十字馬路口，四周行人路上是黑壓壓的鼓譟人民，起哄叫罵之聲斑駁如浪起伏，人民與人民間被煽動的銳烈火花、伸縮警棍的冷冽銀光、鎂光高豔的照燈，映出一個前所未見的時代——就在此刻，四排面目難辨的防暴警頂着盾牌朝我們的方向悍然行進。「個時代推你出嚟，但返到公司就畀人綁手綁腳，嗰種反差迫到記者走投無路。」呂秉權說。

此刻，記者深感自己責任重大

二○一四是香港新聞自由的大凶年。名嘴被封咪、前總編輯被斬、親民主派報章被抽廣告、新聞機構中的開明高層相繼請辭、及至這次無綫高層刪去旁白，《蘋果日報》被圍堵等。在愈益廣烈的收編與打壓下，前線編採人員於機構內被綁手綁腳，受多番制肘，「記者嘅天職就係講嘢寫嘢，但好多記者一係畀人綁手綁腳，一係畀人揞口，一係支筆就畀人屈斷咗。」然而大時代卻不斷鞭策着新聞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感，「呢個時代令到好多記者好震撼，覺得自己唔可以愧對呢份職業，覺得燃起咗自己嘅使命，覺得自己嘅責任係好重要。」前線，站的不止是警與民，還有埋身肉搏的記者們。呂秉權說，佔中事件以來，知道不少記者也身受極大心理壓力，流了不少淚。記者就像海綿，在前線黏盡一切有形無形的情與事：站在衝突前線穿著校服的男生那一臉驚恐、被人群衝撞非禮的女生那聲聲哭喊、躁動民眾的一聲聲「警犬」、警民間猙獰的指罵、受薪示威、口罩遮臉的大媽那種低頭麻木、催淚彈激出的咳嗽聲、胡椒噴霧的刺鼻氣味、行家的血汗，還有政權最響亮的沉默，與無聲的操控，「崩潰，係正常嘅。」

幾辛苦都撐剝奪發聲自由最無情

崩潰過後就開竅；打通任督二脈的，是苦難。呂秉權說，令前輩開竅的是六四，他那一代是四川地震，這一代是佔中，「喊係對自己，但係對公眾，我哋要寫出嚟」。在七味雜陳的新聞現場，記者的情感被衝擊得七上八下，他在汶川，見過肚裏湧出蟲來的枉死孩子、哭喊要討回公道的父母；生死相交，眼淚涕零，但在報道時，就要執番晒眼耳口鼻，做番一個人，一個記者，「最緊要係你將你見到嘅嘢如實講到，如果你講唔到，係好慘，喊多三場都補唔番。」對記者最無情的打擊不是工作艱辛，而是剝奪發聲的自由，「其實每個記者都係《蘋果日報》，喺自己嘅公司入面護送緊嗰份報道，越過上層嘅大媽同貨車包圍。我哋嘅價值就好似係法庭嘅手令，你唔好阻止我，阻止我就係違反咗我哋做新聞嘅，赤子之心。」
香港大陸化做良心新聞代價大

近日，將軍澳大集團樓下，除了多了幾個昂藏七尺的黑人保安，每晚凌晨時分也聚集了近百職員，迎着陣陣垃圾風，擋着黑社會與內地大媽，守護報紙出街，「原來履行天職係要咁艱辛，要付出咁多額外嘅代價，以為必然嘅嘢，居然係要落去同人哋紮晒馬，要護送份報紙出街。」他以往在大陸採訪，被公安圍困要靠受訪者偷運逃走，或為了安全送出錄影帶，每每要與公安鬥智鬥力。當下香港新聞界的總總怪事令他想到《南方周末》被刪獻辭，以及《新京報》因拒絕刊登批評《南周》的文章而被武警封掉影印機等事件，「呢啲嘢喺香港就好似出咗個翻版咁，好錯亂。」

小記者可會成為幫兇？

「喺大陸先出現嘅情况，包括群眾鬥群眾、貪污腐敗、法治受侵犯，唔講道理，個價值愈來愈大陸化，愈來愈似曾相識。」大陸有假貨，香港有個假普選。恍如大躍進，明明饑死遍野，卻依然造假放衛星，「大家自欺欺人，官員乸口乸面，左派都話個方案（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比佢哋更左，但又話有得投好過無得投，有一人一票係大躍進。其實你問心，邊個真心笑得落？」記者，也被迫成為編寫謊話的其中一員。

一位電視記者以粒沙為名，寫了一本名為《大時代的不快樂記者》的小書，書中記述了她在九七前後的採訪反思。談及回歸一段，她這樣說：「當我想到在這個莊嚴、輝煌的回歸慶典，一連串歌舞昇平的慶祝活動背後，香港人的感受是怎樣被壓抑，我這個小記者，像是一個把事情合理化的幫兇。」記者的自由意志，以反省與書寫彰顯。

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更猛

這種心志，與發出公開信的無綫記者遙相呼應着。然而呂秉權說，這種「重光」只限於中短期，然而來自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將來得更猛，「佢哋會變化，手段會愈來愈高明，好似區家麟講嘅手段，例如係『假中立』、『絕對客觀』等，長遠我估呢種中層會愈來愈多。」除了「用新聞打新聞」，還會從資源、工作升遷分配上整頓不聽話的記者。再者，經佔中一役，北京對本土香港新一代更加提防，往後新聞機構對前線編採人員的挑選將會更「嚴格」，「各間傳媒請新記者時首先係會隔絕咗一啲支持民主或者立場鮮明嘅人。」

勿忘初衷  價值跟一世

重回新聞火線上的一晚，呂秉權就像回家，這邊一個新知、那邊一位舊雨。談到某些高層開始走風花雪月路線，他有點simple，少少naive地問了句：「點解會忘記初衷？價值唔係跟一世㗎咩？」

他的初衷，始終都是正義與良知。年輕時成功考上警察與海關，但因家人的病而無法獲取錄，當下想來才覺慶幸，「你會諗你係一個維護法紀嘅人定係政權嘅工具，好多良心衝擊，未必過到自己嗰關。」不少市民與警察認為，守法與執法就是正義，但他說，「呢種睇法係最淺薄的一種法治，社會咁大的不公義，老屈你、畀假貨你，呢啲嘢，無辦法幫佢保駕護航。」公義的基礎，來自對他者生命的尊重，及對其苦難的重視，「透過體會弱勢群體既苦况，報道出嚟，都係幫佢哋突圍，填補咗一啲空白。人人都覺得中國係盛世，官方宣稱嘅鬼咁好，起碼畀人知道，你好多嘅快樂或者成功，其實係建築喺別人嘅苦痛之上。」

愈灰就愈要戰鬥！

旺角的燈，二十四小時地照着，然而黑暗卻也無處不在。在走向衝突重地的路上，問他，覺得佔中之後是香港的沒落嗎？「係㗎！」大亂大治，彷彿是命數。他從不掩飾悲觀，但最黑最重的心，依然迎向光明，「愈灰就愈要戰鬥！」他有一個小動作：差開雙臂，扭一扭腰，就似時時準備迎戰，「無理由見到好多自我審查，你就輸畀自己，最慘就係輸畀自己，一定要同佢『鏈』過。可以雖敗猶榮，但唔應該雖敗猶辱。」






記者就像海綿，在前線黏盡一切有形無形的情與事。見證站在衝突前線穿著校服的男生那一臉驚恐、警民間猙獰的指罵、催淚彈激出的咳嗽聲，還有政權最響亮的沉默，與無聲的操控，「崩潰，係正常嘅。」（李紹昌攝）

安裕周記：誰能明白我

香港的局勢發展到今天，恐怕是一個月前七百萬人全都無法想到的走向。多次的街頭衝突，電視上看到的示威者絕大部分是九十後，女孩子的身影在反對陣線第一排尤為突出。在示威現場，青春的身體與汗水成為明顯標記-- 年輕的示威者，年輕的警察，年輕的旁觀者，在香港這個大都會城巿成為抗爭最前線主要成分。

這次運動與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抗運動有著相當多共通點：犖犖大者是參與的都是年輕一代，美國法國日本學運是二十出頭，捷克布拉格之春以及其後反抗蘇軍入侵是年輕人上街擋坦克。早前說過美國越戰年代的「晚餐桌上的戰爭」，也是年輕世代對戰爭的認知與父母親輩完全迥異之故。今天香港反抗運動的焦點是政制改革，然而焦點後面更重要的背景是香港年輕一代與上一代之間的決裂，父母／建制眼中溫良恭儉的兒女／學生早出晚歸去了示威現場；在父母／建制眼中，兒女／學生再也不是在身邊團團轉的了。

世代鴻溝早就不是新事，然而香港這次是通過大規模社會抗爭體現出來便令到不少人愕然。有著這種驚訝的，在人口結構裏應是生於五六十年代的一群，自身地位的差異帶來對閱讀社會的巨大落差。這些自覺「生於憂患、成長於香港騰飛時期」的上世代，對社會規範的發言權非同小可，他們幾乎就是模塑何謂「有用之人」的主力。不幸地，這些所謂「有用」的尺度，與新世代追求的完全南轅北轍。這些老世代仍然是我們社會的經濟及政治樑柱，他們的價值觀依然是自覺放諸四海皆準的「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至於所謂「文武藝」則是他們的經驗主義結晶，包括服從於廣義上的建制價值。

我很期待一張新聞照片——如果可以成真的話——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學聯代表周永康岑敖暉在對話開始前的握手。望六之年的林鄭月娥與二十出頭的周岑二人，代表的是絕不對稱的世代，不對稱是林鄭月娥生長於一九五七年的香港而周岑是生於九十年代的世界，存在決定意識，同樣地，成長過程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特區二號人物與中國傳統觀念「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學運領袖能夠談上什麼，也許做兒子也嫌你皮，然而我仍然覺得這張仍未按下快門的照片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因，不僅是對話之門的打開或是奢望有什麼結局，而是終於承認香港社會的新世代力量。

只講理性不講想像

這是一個相當漫長過程，也是香港年輕一代從被否定到自我肯定的昇華。當香港是人均GDP三萬七千美元的今天，準確而言已是進入後現代社會或所謂技術社會，高度的理性主義及生產力飛躍發展，經濟豐足帶來深遠的社會代價。我們城巿已經發展成一個一旦決定要在社會生存，就必須讓自己變成只有理性主義而毋須想像力的生產機器。年輕一代進入大學是追求擁有更佳的求職生存技能，我們嘲笑大學變成「學徒養成所」或「職業介紹所」已非今天的事。年輕人被社會固有規範羈束，無法自破天繭追求想像，老一輩對此會感到難以想像，但於年輕一代，沒有想像力即等於人生提早宣判死刑。

這種世代衝突倘是在對稱的空間出現，年輕一代還可能有機會出頭，可是現時社會的建制力量把他們壓制在下面，個別現代主義分子更認為這是「學生／年輕人無法適應社會」之故。六十年代美國學運年間，保守派學者、著名東歐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Zbigiew Brzezinski），以及寫過《第三波》（The Third Wave）的社會學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是持有這種看法的大知識分子。這些人認為，學生上街是無病呻吟，是因為他們無法適應社會後的反彈。之後，尋且以十九世紀初農場工人由於工作及職位被機器代替後的反抗比喻，芝加哥大學心理系教授布達姆（Bruno Bettelheim）於一九七○年學運最高峰時，寫過一部《無用的一代》（Obsolete Youth），指摘參與學運的是被社會淘汰的青年。布熱津斯基及布達姆年幼時在戰火之下成長，靠著自身努力在戰後冒出頭來，他們思想保守，維護既有體制及秩序，卻排斥有著改變體制及秩序可能的新一代。

經驗主義令上世代盲目

像布熱津斯基及布達姆的心態在香港也有，譬如說，在這次反政制運動，社交網站facebook可以閱讀不少不同意佔中人士做法的留言，其中較多的是指參與反抗運動的青年，姑勿論是大學學生抑或經已畢業離校甚至是中學生，概以「廢青」稱之。我猜，這應是指這批青年「無所事事」或「無生產力」，內容實與布達姆的著作《無用的一代》意識相若。然而更進一步的深層反映，則這是社會上亟欲維持固有秩序及體制一代的反撲，認為年輕世代提出的一切，包括政治議題以及社會矛盾根源，是年輕人學藝不精的技術問題或社會問題。這些政治社會化的判斷，以社會角度闡述政治，認為凡是在政治體制上有異見或異動，俱源於不適應社會之故。

遺憾的是，今天的香港駸駸然有著這種保守思潮：以五十年代的戰後社會及政治價值觀看待年輕人的改革訴求，老一輩把政治爭論簡單以社會化闡釋，類似的失焦必然會帶來更大的世代衝突。梁文道先生早前在《明報》觀點版的長篇文章〈北京為什麼擔心？〉指出「我們已經失去整代香港年輕人」絕非信口開河。不妨設想，當八十後九十後都上街的時候，當二十一世紀出生的新世代心有所感的當下，這些今天二十出頭的一群，直到六十歲退休之年都會是廣義上的不同政見者，他們的孩子無可避免會受到類似家庭教育。也就是說，悲觀而言，整整兩代人、且是年輕力壯的香港巿民，未來半個世紀不會是特區政府或建制的支持者。

成人為中心的說教觀點　

這種以成人為中心的說教式觀點，此刻毋庸置疑是香港的主流，我無意在這裏鞭撻這種思潮，因為時代的確是從他們的個人經歷席捲而來——他們曾歷中共大躍進餓殍遍野和六七年「菠蘿」遍地的憂患，也親身體驗從膠花廠到金融中心的黃金年代，經驗主義決定了對事物態度。布熱津斯基的波蘭猶太人身分、布達姆的猶太少年時代幾乎喪身集中營經歷，他們以五十年代冷戰遏制蘇聯以及美國經濟起飛的個人榮光一己回憶，認定任何企圖脫離這一體制及制度的人，皆是由於個人不適應之故，而非美國政治社會體制不容多元化。在這一方面，美國學運年間的布熱津斯基以及布達姆儘管力斥求變新一代是「反革命世代」，殊不知他們在學運世代裏才是反革命。

面對新世代，上一代沒有耐性也沒有付出應有的關切。人們似乎只會關心體制（ institution ）而不是個人（individuality），然而弔詭的是在這些皮相之談後面，傾向保守的成人世代關切的是一己的「我」而不是包含未來世代的「我們」。

或曰，至低限度，上世代沒有從年輕一代的角度看問題，消極的做法是一棒子把上街的年輕人打為「廢青」，積極的可能關心孩子上街示威的安全，卻未必會對他們的訴求細心聆聽十分鐘。美國學運結束至今四十年，各類的析義依然源源不絕，然而主要的研究都指向「為何學生上街」。細研之後，卻道是這些上街青年都是美國人民的孩子，而非像學運爆發初期，主流右傾傳媒指摘「與蘇聯勾結」的「顛覆分子」。諷刺的是，當這些「顛覆分子」在後學運年代繼續朝向政治方向發展時，不少脫離街頭政治加入他們曾經反對的建制系統，其中以六十年初發表《休倫港宣言》的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最為矚目，他於一九八二年至二○○○年先後擔任加州眾議員及參議員，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自傳《重逢：回憶錄》（Reunion：Memoir），細說人生便是如此百轉千迴。


上一代的世俗傲慢

所有新世代都不可能避過這一道坎，他們敏感他們年輕，對身邊人與事心有所感，可是他們長期困囿於二元對立卻同時施予他們的一種悖論——他們追求理想，卻往往被視為年輕不懂事；到了他們上街提出訴求，卻被認為勾結外敵或顛覆國家。香港上街的年輕一代亦復如此，要求的不過是三十年前已經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何竟被中共及建制認為是「顏色革命」。這種廉價的攻擊本來已是廉宜得不值一哂，卻還有人在此上僭建「示威者有組織有物質不可掉以輕心」這種經不起考驗的指摘，卻從不去弄清楚新世代上街到底想要些什麼。上一代的人生成功帶來的傲慢和說教心態，一次過撒下了以後四十年的異見種子。

周日話題﹕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專訪學者何家騏

自928那87枚催淚彈開始，連日來有1003警方被指選擇性執法的「旺角黑夜」、1014七警員在金鐘涉嫌暗角毆打示威者，以及1017警方清晨旺角「清除路障」，至傍晚市民又再結集，於是電視新聞不斷是民眾騷動、警方在當晚拘捕外國記者、被胡椒噴霧噴滿面的香港記者，還有無數被警棍棒擊得頭破血流的示威者或旁觀市民的畫面。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並不支持佔領行動的，也紛紛驚覺「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警民關係愈來愈緊張，甚至被形容為瀕臨破裂邊緣，不是一朝半夕的事。上世紀80年代至回歸以前，香港警察的形象就是維持治安，有如正義化身。但回歸後，隨着香港人開始有政治醒覺，公民抗命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生成，若警察只作「警惡懲奸」的角色似乎未能追得上時代。於是請來研究香港歷史、公共行政、治安及刑事司法的學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何家騏博士，說說「皇家香港警察」走到回歸後轉為「香港警察」，何以香港警察與市民的關係每况愈下。

回歸前﹕多處理大案件

Q﹕為何近年我們覺得香港警察跟以前不同了？
A﹕香港警察的角色及形象其實一路以來都變化。歷史上，香港警察在兩次重大的改變，一是二次大戰前後，一是1967暴動。二次大戰前後的警察其實是頗為聲名狼藉的。至1967暴動後，殖民地政府覺得皇家香港警察需要改變，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英國知道中國不會即時收回香港；二是英國政府覺得要改善管治。於是 CID與軍裝重新﹙整合﹚；警隊開始走進社區改善警民關係，如有少年警訊、成立警察公共關係科；加上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警隊內的集團式貪污減少了，公眾對警隊的信任隨之慢慢增加。

到了80至90年代初，皇家香港警察處理的多是「真係犯法」的案件，如當年的「省港旗兵」、標參勒索等，一般市民都不會犯這些案，警隊執法時市民開始給予信心，形象變得正面。至90年代，李君夏為警務處長時，警隊是以服務為本，維持社會穩定為目的，運作的透明度，招募警員的質素亦增加，所以當時的警隊獲得公眾信任。

回歸後﹕公民意識覺醒

Q﹕回歸前後，香港皇家警察與香港警察的角色有什麼改變？
A﹕回歸前，警隊處理的罪案都是一般市民都覺得難以接受的罪案，如集團式犯案，甚至是中港跨境罪案。到回歸以後，公民意識的覺醒導致更多公民抗爭出現，當中大多是市民對法律條文、對香港甚或中央政府的質疑，而非以警隊敵對。但警隊對公民抗爭執法時，便容易動搖了市民對他們的信賴。

其次是「政治中立」的問題。香港警察被要求「政治中立」始於英國殖民地政府。但殖民地政府所強調的「政治中立」是「不親藍不親紅」，即當時的警察不能與國民黨（藍）或共產黨（紅）有政治聯繫。不過，若你是支持英國保守黨或工黨則沒有問題。當時的「政治中立」只限於不能支持任何境內政黨，支持境外政黨則沒有問題——這與學理上對「政治中立」的理解不同。可是殖民地政府及公務員大多是這樣馬馬虎虎的理解「政治中立」。直至九七回歸，香港政府還未就「何謂政治中立」來個認真的 debate、釐清。到了今天，不少人質疑何謂「政治中立」，就如先前的「林慧思老師事件」本可以是討論的起點，但政府沒有就此討論。現在官方、警隊、市民，各人心中對「政治中立」都有不同的一把尺，警民關係愈發緊張其中一個遠因。現在警隊要處理很多政治原因而起的爭拗，但警隊若以舊frame work處理新問題，便會出現問題。


舊框架難處理新問題

Q﹕現今香港警隊的編制與架構，與英殖時期有什麼不同？
A﹕若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警隊的編制比較特別——從殖民地時代起，皇家香港警察是「有半軍事能力」，而且屬高度集中的編制。以英國為例，英國有 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他們走在街上是不會佩槍的，但香港警察則有佩槍；又例如香港700萬人口之中，警察有3萬人，還未計輔警，相對其他地區，香港警察的比例是相當之高的。

另外，自1967暴動爆發後，香港的公民權利沒有重大的改變。90年代初政府曾就有關《人權法》的條例討論及立法，但1997年又將相關的條例「還原」。這些背景導致更多政治爭拗產生，而以舊的框架更難處理新的問題。

催淚彈惹反彈  與期望差有關

Q﹕何謂「最低度的武力」？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
A﹕所謂最低度武力當然有一套國際標準，而香港《警察通例》裏有一堆條例列明使用最低武力的原則。但說到928的催淚彈引起大部分市民反彈，我相信與市民大眾的「期望差」（expectation gap）有關。在928之前，沒有太多香港人會想像過金鐘煙霧瀰漫的震撼場面。其他不少地方在群眾騷亂時都會施放催淚彈，但那天香港市民沒有擲石、沒有主動攻擊，作為老師的我也沒有想過他們拿旗出來搖幾秒便出動催淚彈。這是警方在期望管理方面沒有做好。另一引起市民反感的原因，就如黃子華所說的「唔專業」。對上一次使用催淚彈的是2005年（反世貿）、再追溯便是1989年（旺角騷動）、1967年。警方做法是否符合《警察通例》自有公說，但你從電視上看見催淚彈掉在地鐵站口、掉進人群之中，市民會如何看待？做法是否專業與make sense？

一哥角色不太清晰

Q﹕928當天，警方使用87枚催淚彈。究竟警隊使用這些武器時，是由誰決策？警隊使用武力及武器之時，政府或警隊之內有沒有節制的關卡？
A﹕殖民地年代的警務處長是直接向港督負責，英國政府對他的任命有say，但那時沒有清楚列明警務處長與保安司是上下從屬關係。但1997年之後，警務處長（CP）的角色是有點不太清晰的。警務處長是公務員，是特區廿多個主要官員之一，由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提議、國務院任命，是保安局長下屬；而2002年後保安局長則是政治任命官員。當保安局長與CP 的指揮系統（Line of Command）不同，法例上又沒有清晰釐訂，維持日常運作、蕭規曹隨是可以的，但到了目前的政治情況，需要有官員問責時，那作為公務員的CP可以不用負責？需要保安局長，還是更高層的政治領袖負責？九七後很多法律沒有說清楚，令權責不明。

在一般情況之下，軍裝警員也是有權決定所使用的武力。但在928那種防暴情境之中，需要使用高級武力的時候，你覺得中層警員會否問准上層的指示？
公務員大多社會意識薄弱

Q﹕近年香港民眾抗爭運動愈演愈烈，警民關係嫌隙日深。警隊之內是否有「與民為敵」的洗腦工程？
A﹕警隊內是否有「洗腦工程」我也沒有資料。但如開首時跟你提過，選擇加入政府當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的人，他們或許都很優秀，但大多數的政治觀念、社會意識薄弱。尤其是紀律部隊的編制講求collective（集體性）多於individual。而每一行業都有他們的特質，就如你缺乏社會意識、批判思考便很難當上記者一樣。而上司請人總是請like-minded的人。警隊訓練，是一套很強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他們受訓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你鍾意就當係訓練，唔鍾意就當係磨練」。先前也有現為演員的前警員在面書上寫到，他在80年代受訓時，警官只會叫警員的號碼PCXXXX，後來才改為不容以警察編號稱呼學員。其實以「冧把」而不以姓名去稱呼警員也可見香港警隊那種軍事編制的色彩。

文/蔡琇莹

阿史: 這一年，行政長官，在談判間調兵把一整代後殖民菁英殺掉

2014年，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漠視社會上民怨及政制的訴求，派出的警察毆打示威者，警棍此起彼落地打在「手持寸鐵」即雨傘的示威群眾身上，兵民受傷，矛盾日深，政府聲稱欲與民眾代表談判，至今無期……

1947 年，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面對專賣局緝察私煙人員施暴引發的群眾暴動，民間提出政制改革聲音，台灣一度宣布戒嚴。陳儀一邊廂聲稱接受群眾意見，安排「縣巿長民選」，另一邊廂向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增兵，大軍兵臨城下時將當選的巿長、檢察官、報章社長及律師等統統緝拿，一整代在日治時期訓練出來留台的菁英，全部殺掉，死傷數以千以萬計，台灣進入威權管治，史稱「二二八事件」。

歷史，有偶然，有巧合，亦有規律，抗爭之際，結果未明，不况以史為鑑，留意中國式當權者的兇狠，尤其與「狼」對戰，以為戒備。

與來港旅客一樣，尋求美食如雲吞麵豬扒包之際在鬧巿見證佔領中環的歷史時刻，今年初在台北追尋地道美食林記乾麵時，誤打誤撞入了麵店旁一座紅磚歷史建築「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回顧了日治後初期的台灣歷史。現在回看，67年後的時空，重新檢視這一段歷史，別有一番意義。


二二八事件的台灣

同樣也是殖民後的回歸「祖國」，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結束逾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在台設「台灣省」政府，也設立了「行政長官」一職，安排曾任國民政府陸軍大學校長的陳儀出任。史載當年台灣「光復」，國民政府來台時獲群眾夾道歡迎，不少台灣人盼望台灣應可自治。回看這一幕，腦海中出現1997年不少人夾道慶祝回歸的場景，在五星旗升起、米字旗徐徐落下時「行政長官」宣誓的一幕。

台灣當年的發展，據紀念館中介紹有這一節：「短短的一年半，行政長官公署的表現真是遠不如日人。而公務員涉足酒家、不守紀律及貪污的事件，報紙的登載不絕，例如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台灣新生報》社論（談營私舞弊問題）所載的舞弊案數目頗為驚人……」

這個場景，對在後殖民時期的香港人來說，一定覺得好生面熟，回歸以來，港人希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卻面對一個又一個力有不逮的行政長官，總是感到政府表現不如港英時期。香港在回歸15年開始，主要官員涉貪個案接連發生，曾蔭權、湯顯明、許仕仁等人名字及容貌，一個又一個浮現出來。

那一年的台灣，群眾的爆發點是這一幕，在2月27日民眾對專賣局緝查「私煙」引發施暴及衝突，在2月28日，有群眾向行政長官公署前進，公署衛兵向群眾開
槍，局勢迅速惡化，觸發請願、示威、罷工、罷巿等，蔓延全台各巿的社會運動，官民之間出現武裝衝突，在台外省人及本省人的衝突，出現情治單位利用黑道製造混亂。

這一年的香港， 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觸發大量巿民參與及支持學生爭取民主政制的訴求、學生罷課，特首辦門外的警民對峙，連日來香港人參與集會美麗的一面、旺角黑夜的黑幫口罩黨生事，內地人及李偲嫣的出現所觸動的中港矛盾，在腦海中揮之不散。


訴求處理變鎮壓

訴求處理，台灣當時民眾共同要求為「縣巿長民選」，跟我們現時要求有政改方案真普選等相類；面對群眾，有說陳儀向「阿爺」即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隱瞞台灣民眾訴求的真象，將之形容為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獨立等叛國行為，當時台灣全省議員亦有上電蔣介石。此時此刻，2014年的香港，常有言特首梁振英及其粉絲沒有反映民情，希望香港「愈亂愈好」之說、向「阿爺」指港獨情緒高漲等。

回顧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最令人痛心是軍警鎮壓人民，將日治時候留下一批菁英，管他美國哥大博士還是耿直的檢察官，統統殺掉的人間悲劇，其中《民報》創辦人及社長林茂生，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師從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創報後10日便無畏地揭露6宗貪污新聞，但最終在南京政府大軍抵台後，被人帶走，傳說指他遭人裝在麻布袋內，丟入淡水河裏。另律師湯德璋獲當選為台南巿長後，不是就職卻是被捕及遭殺害。新竹地檢署檢控官王霖，被警拘捕及折磨，棄屍淡水河。

始終，那都是一個甲子前的事情了，在現時互聯網及facebook的資訊爆炸年代，社會巨輪轉動的速度，要消滅一代人不是極權容易辦到的事。

觀乎現况，政權至今輸了人心是必然，「共產黨已失去了一整代香港人」已是不爭鐵一般的事實，輸掉人心的政權，誠然仍可以用硬實力槍桿子協助下如常操作，但內部日益枯萎，終有一天會倒下。過去3個星期在佔領區抗爭，在佔領自修室讀書的少年，在20年後將會成為接管這城的菁英。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 53年後的2000年，台灣選出首個民選總統。

2014年香港，九二八事件，啟動了雨傘運動。

以此為記。


陳儀

王永平：梁振英是在做特首嗎？

包括在下的一群無黨無派、只是關心政制改革和佔領行動的社會各界人士發表聲明，要求政府恢復與學聯對話，以及特首梁振英向人大提交政改補充報告。這項要求旨在開啓和平解決佔領行動的契機。聲明亦呼籲，若政府以實際行動釋出善意，佔領人士應逐步解除餘下路障，讓受影響的市民的生活恢復正常。我很欣慰梁特首翌日宣布對話預期在下星期舉行。

在相關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我梁特首應否下台。我的回應是主管的官員當然需要問責，但是現時最迫切的問題是和平解決佔領行動，而不是糾纏在某人下台與否。我想在下面補充幾句。

首先，梁振英應否為香港今天的亂局問責下台，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至於梁振英會否下台，中央卻明確說了「不」。所以我認為糾纏在此事沒有意義。

不過，我和不少市民的合理關注是梁振英有沒有履行特首在《基本法》下的責任。根據《基本法》第43條，特首向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負責。以政改為例，嚴重影響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的佔領行動是因為人大決定而起。特首理應為這件事的成因及其對政改前景的評估向中央及港人交代他的看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說現行政改五部曲沒有包括特首提交補充報告。這是技術性的藉口。舉一個例子，《基本法》沒有特首須「愛國愛港」的條文，難道中央不應提出這項要求？退一萬步看，不提五部曲，難道特首沒有責任向中央反映香港今天的實際情況，以及其對落實人大決定的影響？

在中央重申一國兩制，香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下，特首不只是個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員，更是個維護港人福祉，向中央全面反映香港情況的最高代表。過去兩年，不少市民心中的疑問是：梁振英有特首之名，但他有稱職地履行特首的責任嗎？

劉銳紹：為何總有激浪的石頭？

梁振英昨日的話，主信息或潛台詞無非三點：一，“適時”清場；二，官方的政改方案的框框不會改；三，對話可以，但難求共識。

懂得政治藝術或真正願意解決問題的人都知道，談判如要有成果或進展，必須雙方都各讓一步，而不是只要求對方退而自己則寸步不讓。如此下去，形勢更難令人樂觀。希望港府通過中間人溝通時，能彈性一點。

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有一種情況非常值得關注，就是當運動出現平靜跡象時，不知何故忽然又湧浪潮，令整個形勢變得緊張。跟著，警方出動，留守者反抗；或者一些人有所行動，促使警方馬上反應。

這種情況似曾相識，令我更加不安。啊！記起了，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時，好幾次形勢已趨緩和，很多學生都退了，官方也願意對話了，但不知何故，忽然又有一兩塊石頭擲向漸趨平靜的湖面。於是，一石再起千重浪，學生和民眾又起鬨了，官方也緊張了，行動更嚴厲了。

舉例說，當年北京學生得到民眾理解和支持後，有人勸他們作長遠計，見好暫收，但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不能退，退就喪失逼使政府就範的本錢。此外，也有些群眾互相不妥協，還有一些是刻意鬧事的。這裡有策略上的分歧，屬於技術層面，但也有些是動機的層面，亂就有機可乘。後來，很多學生和市民都退了，官方突然又宣布戒嚴，再一次刺激民情，群眾再度上街。可見，情況是複雜的。

到底甚麼人擲下這些石頭呢？天曉得。如從平常心理解，也許緊張的形勢令各方變成驚弓之鳥，有些群眾急躁行動，知進而不知退(這是群眾運動中常見的現象)，於是授之以柄，政府可以採取行動；又或者有些人忠肝義膽，堅定不移，不惜硬碰。如從陰謀論的角度看，也許有些人不管大局好壞，藉此混水摸魚，從中得利。

無論是哪一種，都在有意無意之間令形勢惡化，人們必須清醒視之。尤其是運動的組織者更要有智慧，一切都以參與者的安全為重，必要時作策略性後退。這不是失敗，不是懦怯，不是退縮，而是因為我們既爭朝夕，更爭春秋。

呂大樂﹕明日之後

無論這次佔領運動最後有一個怎樣的結局，它已為香港歷史寫下了重要的一頁。當然，如何理解這個社會運動，相信日後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觀點。但無論參與討論的人士所持的是哪種立場、觀點，他們總不能否定整個運動的爆發，不單止很有力的將各種社會矛盾呈現出來，而且也對社會、文化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過去很多大家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假設、理解，今天或日後可能已不一定適用了。新的一頁已經揭開，且看歷史將如何寫下去。

一個（但不是唯一的）問題是：之後又將有何發展？

可以想像，在梁振英餘下的任期之內，將會繼續出現大型社會衝突。若有人以為運動退潮後，事情便可以告一段落，那肯定是相當天真的想法。經過了近期多次群眾動員，群眾對社會動員的形式的觀念肯定不再一樣。這不是說以後各種集體行動不再受到約束（畢竟市民的反應仍是重要的約束力），而是舊有的界線已經變得模糊，各種新的行動模式都變為有可能的或不抗拒的選擇。舉例：儘管我們都未必想見到堵塞馬路的集體行動，但如無意外這將會是更常見到的行動模式。梁振英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原因跟他的骨頭是否夠（或者不夠）硬無關，而是特區政府民望太低，以至在某些狀况之下，就算有法亦難施。當政府無法確定市民對它的行動的反應時，便難以憑着現存規範，甚至法律來行事。在這個意義上，梁振英政府較諸上兩屆特區政府更為弱勢。

至於在立法會議事堂內，勢將出現表示不合作的「拉布戰」。任何需要經過立法會的施政項目，必定遇上重重阻礙。而同樣由於特區政府民望偏低，就算它要嘗試以動員其他市民的方式來抗衡反對派的「拉布」，相信亦不容易。


政府平日沒廣交朋友

至於說到什麼和解，那就更有點天方夜譚了。這裏問題有兩個。一是以目前社會撕裂的狀况而言，要重修舊好，恐怕一定不可能在梁振英政府任期之內發生。二是現時特區政府除了民望及權威低落之餘，更是缺乏一種親和力。以佔領運動發展至今所見到的，建制派只作非常有限度的支持，而當它最需要找來第三者作為促成接觸、對話的中間人時，基本上甚為缺乏。後面的那個現象尤其值得注意。在過去兩三個星期裏，香港社會上有心幫手平息事件的人，一定很多。但為何特區政府卻孤立無援，那一定是平日沒有廣交朋友，以至它沒有能力發揮團結社會的力量。今次事件愈搞愈大，而整個社會無法凝聚中間、平衡的聲音，是梁振英政府施政存在種種不足的一種表現。

在餘下的日子裏，特區政府難以有效施政。對於這個狀况，很多人都心中有數。現在我們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很難想出一種方法，可以跟特區政府保持距離，又或者甚至是互不相干，而又可以繼續推動社會發展與進步。

對很多人來說，既然梁振英政府如此問題多多，那不是應該好好發揮監督的角色，在適當時候提出反對，在關鍵時刻迎頭痛擊嗎？這種做法的不足之處，是往往不自覺地將自己困於梁振英政府施政的框框裏，通常都是一種即時的反應，在推倒之後，難有正面的建樹。對大部分市民而言，看着這樣的一個政治局面，心裏在乾焦急。

一方面，他們對現政府沒有什麼好感，就算不完全同意反對派的做法，但也無興趣挺梁振英政府。在過去兩年裏，我們反覆見到這一個狀態的香港社會。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長此下去，整個社會便難有什麼新建設、新動力。


搭建新平台  民間自救

如何搭建一個新的平台，來為香港社會打造一個毋須特區政府參與的民間自救議程，是當前甚有迫切性的頭號大事。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這種「當特區政府無到」的態度難以接受。但實際上這是民間自救的起點。今次佔領運動所帶出來的問題，並非只有政改一個題目，它所反映出來的矛盾、訴求，方方面面，而它所帶來的轉變，也不是全部正面，有很多東西需要重新整理、總結。如何在不預留一個席位予特區政府的情况下（因為它的存在只會將人的視線放在它的施政之上，令討論範圍收窄，更會觸動情緒，不利認真探討問題），來一次開放的集思廣益，把各種新議題、新期望都擺上議程，整個香港社會來經歷一次「尋找靈魂」的過程，是值得認真想想的事情。

既然特區政府在自願或不自願的狀况下提早進入「冬眠」狀態，香港社會也不妨來一次「悠長假期」，重新正向地探討社會的未來發展。儘管這改變不了未來兩年多的特區施政，但至少對2017之後還可以抱有希望。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系講座教授

古德明: 佔中幕前，誰為韃虜？

■范徐麗泰日前指「佔中背後恐怕有外國勢力支持」。資料圖片


十月十一日，中共《人民日報》海外版評論香港的佔領中環民主運動：「佔中動亂幕後，有美英操盤，旨在扳倒中國。」香港政壇那些長樂老馬上應聲而鳴。徐麗泰說：「佔領區天天有幾十輛車運送物資，幕後恐怕有外國勢力。」王卓祺說：「佔中有外國勢力，香港亟須遵照《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禁止叛亂、叛國。」王、徐等不可能相信自己所言，但這正是他們的言責。

中共每逢民變，一律歸咎「外國勢力」，六四如是，佔中也如是。這也許並不奇怪。他們之視中國人，就如當年滿清之視漢族為外國臣虜。青史班班可考，和「美英操盤」之類空話截然不同。

且說光緒三十一年，清廷為籠絡民心，暗示將行君主立憲制，「然憲法必由欽定，不許人民干預，識者知其粉飾觀聽，非真有公天下之心也」（《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今天，香港的所謂普選制度，必由中共頒佈，不許港人置喙。不是以「非中華族類」自居，中共對人民的手段，不可能和滿清如出一轍。

又宣統元年，清廷「宣示立憲，以九年為之預備」。當時國人多認為九年太長，各省諮詢局代表孫洪伊等先後兩次上書，「請縮短立憲期限，早開國會」，聯署者第一次有二十多萬人，第二次更有三十萬，清廷的答覆卻是：「俟將來九年預備業已完全，國民教育普及，屆時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清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今天，中共先把香港普選由二○○七年推至二○一七年，再把二○一七年普選稱為「一步登天的妄想」，教港人由二○一七年起再「循序漸進」求真普選，對香港七十多萬公民投票支持民主，則視而不見。這是清廷「選舉國會，須待國民教育普及」的故智。而中共自稱是「香港民主的最大促進者」，也和清廷「毅然召集議院」的甜言蜜語相同。

當年清廷的詐偽，激起全國民憤，學生紛紛議政，罷課呼聲不絕。清廷於是「諭各省曉諭學堂，禁學生干預政治，聚眾要求，違者重治」。宣統三年十月，孫洪伊等各省代表再往攝政王府請願，東北學生代表趙振清、牛廣生攔路進言：「今第三次請願，誓不能再如前之和平。今日以死餞代表諸君之行！」他們說罷，拔刀準備自殺，給大家勸住，惟有割肉明志，血抹請願書上，高喊「代表諸君萬歲」而去（《清史稿》卷二十五、宣統三年十月十四日《申報》）。今天，香港學生領袖周永康、岑敖暉、黃之鋒等，都能無愧我國學生事事關心的傳統；而中共的對策，則比清廷厲害十倍。他們除了收買政壇無賴，收買黑社會，還收買所謂學者，向學生內外夾擊。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清末同盟會的誓詞。今天，我們要驅除的韃虜是誰，中共最清楚，何必還說甚麼美國英國。

程翔: 梁振英下台此其時矣！

香港局勢發展至今，梁振英下台已經成為唯一可以緩和局勢的合理安排，如果中央昧於形勢，不果斷決策，則傷害的不僅僅是香港，更會禍延北京。

第一，特首這個職位，是“一國”之下，“兩制”之間的一個介面（interface）。這個介面的功能健全的話，兩制的運作就會良好，否則，兩制的運作就會出現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梁振英的“介面”功能完全失效，使“一國兩制”完全無法運作。就如電腦一樣，此時此刻如果還不更換介面，電腦就會 down 機。如果“一國兩制”無法運作，首先受害的固然是香港，但北京政府也會蒙羞，北京的領導人也會背負上在他任內毀了“一國兩制”的歷史罪名。
何以見得梁振英的介面功能已失？

1      這次香港爆發規模龐大、時間持續的反政府示威，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梁振英的報告（所謂啟動政改的第一步曲），制定了一個完全無法讓港人接受的特首選舉方案。作為特首，梁振英本應不偏不倚地反映港人的意見，可是在他的報告裡完全沒有把大多數香港民情民意向中央反映，實際上嚴重地誤導了中央，使中央作出偏離香港民意的決策，令中央處於香港人的對立面。無論從中央或者香港的角度看，這都是嚴重的瀆職。

2      在處理由於他瀆職而出現的“佔中”民眾大規模示威後，梁振英試圖用武力鎮壓不果，轉而採用“群眾鬥群眾”、“黑社會鎮壓群眾”的方式試圖壓服群眾，只能火上澆油，而無故單方面撤銷與學生的對話，更使局勢迅速惡化。他無法面對、解決由於他的失誤而引起群眾反抗行動，迫使北京要替他制定各種各樣武力鎮壓的方案，把北京置於一個極之被動的局面。

3      即使梁振英不下台，香港目前的政治現實是他已經無法有效管治。在立法會擁有關鍵否決權的泛民議員已經宣布會對他展開三項調查，使他政治上疲於奔命，同時亦會否決政府的非緊迫性的政策。因為梁振英的存在而使特區政府癱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這將勢必迫使中央進一步加強對香港內部事務的介入，從而陷中央於不義，使中央背負破壞“一國兩制”的罪名。

基於“介面”而失效的原因，更換介面，此其時矣！

第二，作為中央任命的梁振英接受海外巨額收入的事件，令中央反腐敗的形象、乃至香港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廉潔形象，都受到嚴重的損失。

澳洲傳媒把澳企UGL的合約曝光，揭發梁振英秘密收受UGL兩期、合共約5,000萬港元的「離職報酬」，被質疑涉嫌干犯防止賄賂條例及違反誠信。
很多財務專家的分析都認為，即使沒有證據證明梁振英受賄，也有足夠證據證明他至少：

1   對公司的誠信有問題（因為戴德梁行的董事和股東完全不知悉）；
2   對香港市民的誠信有問題（因為他在出任特首之後收取利益卻沒有申報）；
3  對各相關政府（香港、澳洲、英國）都有瞞稅的動機和行為。

基於這三點，一個人的誠信被質疑，而且更有可能被追究瞞稅罪名的人，繼續留在特首的位置上，對建設廉潔香港、廉潔中國的努力顯然是背道而馳的。值得注意的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10月12日前往深圳出席民建聯舉行的路向營，席上當著二百多位成員表明，過去已聽說梁振英收取UGL的5,000 萬元，這「不是新消息」。根據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晚在訪問中透露，張曉明已清晰轉達中央的意思，「一早知道梁振英收UGL錢的事，之前已經聽過。中央講明會支持梁振英，絕不存在要佢落台、或叫林鄭去頂佢個位。」

如果張曉明所說的是事實，即中央早就知道梁振英收受海外鉅款，仍然委任他出任香港特首，則中央的反腐就是雙重標準。這樣將無法令人相信習近平的反腐是真心實意的，所以梁振英被揭發收受海外巨額利益而不必下台，這本身已經是對習近平反腐鬥爭的一個很大的諷刺。

早在梁振英上台後不久，在劉夢熊先生《陽光時務》揭露梁氏瞞上騙下的專訪發表不久，北京曾經有人找我問港人對梁氏的看法，那時我已經指出，長痛不如短痛，必須更換梁振英，否則中央會愈來愈被動。來客說：「更換特首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換的；更何況目前更換特首的理據還嫌不足，無法按照劉夢熊所爆的料就可以作為更換他的理由。」一年半之後看，局勢的發展應驗了我關於梁振英會令「中央愈來愈被動」的預言。現在，趁收受海外巨額利益而不向社會公布的天賜時機，“揮淚斬馬謖”此其時矣！

劉細良: 論港版顏色革命

佔領運動究竟是否港版颜色革命，背後隱藏重大陰謀呢？

大家先問一問，顏色革命是什麼回事，一個普遍認識是發生在前獨聯體國家，人民以和平非暴力手段推翻現政權的群眾運動，而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等變天，有指均有美國介入。和平非暴力、美國介入及推翻政權構成顏色革命三元素。

首先顏色革命採取和平非暴力，但不等如所有採取和平非暴力手段的運動就是顏色革命，這是顯淺道理，當中還要看過程及目標。佔領運動目標是要求人大撒回決定，爭取真普選，不是以推翻中國在香港管治權力為目標，反之是承認中央政府對政改有決定權為大前提。至於另一元素，即所謂外國勢力，首先要看看前蘇聯國家變天的主要動力，是否就簡化為美國幕後指揮。

與中國友好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不是這樣看，他認為當然存在外部因素，但主因還是内部矛盾，他認為格鲁吉亞多年来在内政、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謝瓦爾德納澤政權倒台是“必然结果”。普京直指該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亮”，至於吉爾吉斯阿卡耶夫倒台，普京認為毫不意外，是社會經濟問題積重難返的必然结果。“颜色革命”是因为選舉不公引發，但實情是獨立十多了仍法改善民生才是倒台的最主要原因。

反觀香港，根本就不存在經濟衰退民生凋零現狀，目前接近全民就業，GDP每年約3%增長，怎可能同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埃及、突尼西亞相比。將香港佔領運動扣上顏色革命、勾結外國勢力帽子，主要是為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奪回道德高地。

香港佔領運動的特性，在於新媒體自由化、個人化、令群眾自發行動形成協作，甚至去中心化，佔中三子、學聯學民已失去對運動的領導角色，至於物資站、防禦工事又何需外國勢力協助。


沈舟: 顏色革命呼喚多彩文明

香港佔領運動，被不少官媒和高官稱之為「顏色革命」，即「本質上是你輸我贏、你下我上、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企圖變天變色、顛覆國家政權。這個定性最近得到了國家級領導人的證實：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上周六訪俄時宣稱，西方國家目前支持香港反對派，而反對派的目的是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如此罪名，甚至震嚇住了不諳政治權術的學子們，在學聯學民的《致習近平公開信》中，他們就力圖劃清界限：「佔領運動，絕非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真是洪水猛獸嗎？維基百科解釋，這種始於捷克天鵝絨革命的政治運動是要「非暴力的通過和平方式更迭政權」，後來又由於有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栗子花）革命、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而另稱為「花朵革命」，寓意着組織者試圖讓「革命」以盡可能優雅的方式進行。

如果將「革命」與「更迭政權」等同起來，需要追問的是為何要以及如何去「更迭政權」。中文「革命」一詞出自《周易·革卦·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古代帝王以天子自稱，受天命臨朝，故改朝換代稱之為「革命」。「革命」就是「替天行道」，蘊含着對政權道德正當性的要求。不過，由於古代乃「朕即國家」，政權是帝王的私產，因此改朝換代意味着爭奪私產，常常是以暴力的方式進行。

十七世紀的壠蒙運動（Age of Enlightenment），標誌着人類走出迷信與宗教戰爭的歷史而接受科學與理性指導的開始。在政治領域，自由與平等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君權神授的觀念被君權民授所取代，民主與基本人權的理念被寫入《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而成為一種普世號召，此後的政權就有了新的合法性標準，普選則成為其和平、有序更迭的常態。

瑞士作家帕斯卡·梅西耶在其描述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作品《里斯本夜車》中寫到：「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此話就是改編自壠蒙時期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的名言：「當獨裁是一個事實，革命就成了一項權利」。今年三月，台灣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十六歲的女兒施蜜娜，用黑漆在立法院牆頭噴上「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字樣，成為太陽花運動中一道亮眼的風景。

漢娜．鄂蘭在其《論革命》一書中引述孔多塞的話說：「『革命的』一詞僅適用於以自由為目的的革命」，這就使革命與獨裁者之間爭權奪利的政權更迭區別開來。而顏色革命更為「革命」的自由屬性提供了一個形象的注腳：大自然本來就是五顏六色、百花齊放的世界，顏色革命爭取的、要保護的就是多元自由和多彩文明，而不是用單一顏色去取代另一顏色。惟獨裁者獨尊某色，罷黜他色，才有了「你死我活」的恐怖想像和對異見思想的殘酷打壓。

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近日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文章，聲稱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因此，名為「人民民主專政」，實為獨裁的一黨專政「萬萬不可取消，必須堅持、必須鞏固，必須強大。否則不足以抵制國外反動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圖謀，不足以壓制國內敵對力量裏應外合的破壞作用」。十八大以來，內地異見分子的被拘禁人數，已遠超過江、胡時期，香港佔領運動以來，中共更是如臨大敵，拘捕異見維權人士逾百人。

香港的雨傘革命，表面上是爭取公正的普選程序，深層的則是對上述「你死我活」專制勢力的抵抗，是對中共違背一國兩制承諾，企圖用獨裁的「人民民主專政」對多元的香港實施全面管制的抵抗。用內地支持佔領運動人士的話來說，就是「風雨中抱緊自由」！

顏色革命不是兩極化的階級鬥爭，而是對多極世界、多彩文明的呼喚和堅守。習近平今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指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交流互鑑不應該以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為前提；要了解文明的真諦，必須秉承平等、謙虛的態度，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鑑的最大障礙；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甚麽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

感謝習主席，你的「多彩文明」論，為顏色革命的理念作出了最權威的詮釋。

林行止: 一鼓作氣難連氣 青鳥紛飛覓彩虹

一、執政者把和平抗爭的「雨傘運動」定性為「顏色革命」，以「打不還手、拘捕不抵抗」的「佔中行動」，發展至「遍地開花」分佔「地頭」的群眾活動，二者初衷並不完全一樣，卻已被人混而為一，雖然爭取民選制度的目標一致，但對「和平」的取態截然兩樣，連同學聯及學民思潮四方面的人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並無不同，比如某些行業生意中落以至若干地區交通擠塞等，可說所有之惡皆算到「佔中」頭上。這是示威者不願見卻不得不無可奈何接受的現實。

從十四日深宵以至十五日凌晨警察在龍和道「清場」的情況看，恐怕所用暴力（或武力）的程度，因「顏色革命」的定性而漸次升級，在這種「危情」之下，
也許正是「和平佔中三子」宣布「佔中運動」已告一段落的最後時機，這是為洶洶群情降溫、令社會稍為冷靜的唯一途徑。至於「三子」會否繼續參與「遍地開花」的抗爭活動，他們可各自以行動表明態度。學聯和學民思潮從號召罷課至留守佔領要道，時日不短，參與者大都心疲力竭，此刻亦該考慮是否由學生運動轉投群眾抗爭行列。

昨天凌晨的「清場」，警方的表現，大體不錯，其有序地執行任務，紀律專業，且在事前警示讓群眾疏散。非常諷刺的是，兩名督察和五名警員，把一位後來被認出是公民黨要角（社福界行政長官選委）的示威者曾健超，挾持至示威場外暗角（燈光暗淡的街角），拳打腳踢，「行私刑」，令其身體多處受傷，從公民黨律師團隊展示的相片，曾氏傷勢不輕，胸口及背部均有明顯「被圓頭硬物搥打的瘀痕」，圖「言」並茂報道此一傷人者也許以為人不知鬼不覺因而「出重手」打人新聞的，是被同行譏為偏袒建制而有中央電視台之「譽」的無綫電視。這段新聞所以能「出街」，是因為現場報道為不經編輯之手直接播出，不然恐難逃被「美化」的命運。筆者有此一說，皆因十五日上午這段新聞播出時已被「消音」，有人要為涉嫌肇事警務人員減輕罪行、遮遮掩掩，彰彰明甚（昨天傍晚無綫二十七名記者發表「公開信」，指「高層」刪除若干關鍵性字眼）。經此「意外」，也許日後「現場直播」要經領會上意的編輯過目後才能播出。香港的新聞自由有可能進一步被收緊，是這次迄今歷時十九天的群眾抗爭活動的一項消極副作用！

面對無可抵賴的「打人新聞」，不管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的說辭有多「動人」，相關部門對此事肯定會如保安局前局長葉劉淑儀所言「咁咪查吓囉」。筆者希望有關當局能超越輕佻而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處理此事。經過施放催淚彈一役，若無法令蓄意傷人事件大白於世並把個別害群「黑警」繩之以法，警方的良好聲譽恐會就此淪喪。

以「傳統智慧」揣測的「常態」是，「雨傘運動」過後，特區政府決策層和保安局有「人事變動」，是平息民憤的必行之策；梁振英上任後，施政功過姑且勿論，其對非盲目熱戀中共的港人之冷漠無情，令他失盡民心，趁此機會換個和港人較能交流溝通並有點同情心的人上台，正是治本之道！不過，現在是「新常態」當道的時代，一切都「測不準」。


二、這場醞釀部署一年多而衍變為沒有領袖的群眾和平抗爭運動被升級為「動亂」，不但外國勢力被捲入其中，連「台獨勢力」亦被國台辦發言人指其試圖「借題發揮、推波助瀾，暴露他們搞亂香港、破壞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圖謀。」支持香港當前抗爭活動的台灣人，主要是民進黨政要、太陽花運動組織者等，說他們可能與「台獨」拉上關係，不足為奇；但馬英九總統應不在其內，他於雙十節講話中說中共應「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意指應允許香港先於內地有一人一票選出選民「意中人」的權利；又強調中國該以香港為例子，作為兩岸最終「建立民主、自由、均富中國」的範例，那意味香港民主化可為兩岸統一創造有利條件……這位國民黨籍的台灣總統應該不是台獨分子吧！台灣的台獨和非台獨，都在言文上支持本港佔中的學生、鼓勵他們不要放棄和平抗爭。

當代大儒余英時教授，昨天接受《美國之音》電台訪問（本報網站），認為香港的學生運動有重大積極意義，他說︰「我想它對人心會有影響……，不會有
（內地）人公開站出來支援，因為共產黨不允許。」這位當代史學泰斗又說，他對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感到樂觀，這是他研究歷史得到的結論，他指出︰「我研究歷史，看到的就是沒有不變的王朝，沒有不垮的王朝。」

余教授不去內地不在香港而身處美國，他的大膽言論因此沒有「政治後遺症」，但哀莫大於心不死的香港人，面對的是奉命行事而有時不得不手段兇狠的警察和為似有若無的國安陰影所籠罩，「肆無忌憚」的言行有時可能要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筆者因此以為示威者現在也許要認真考慮「撤離以保存實力」勸告的時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昨午三時二十五分（本報網站）表示，正透過「德高望重」的中間人（比如曾勸諭學生回家的現任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及昨天衝口說出「勿讓激情變成遺憾」金句的李嘉誠）與學聯接觸，醞釀重啟對話；雖然他重申一切須以《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決定為基礎，但在北京領導人宣布學生和平示威是「顏色革命」及警方把示威者打得頭破血流的「大好」形勢下，政府伸出「橄欖枝」，學聯應作積極回應。對話（或談判）是緩和當前這場群情激盪的街頭活動的最佳辦法。

顯而易見，梁振英上任後，他對港情的冷漠，把本地潛存的問題惡化，令香港和內地的「矛盾」激化。眾所周知，港人追求應有而殖民者靳而不與的民主有年，受「港人治港」的誘發，港人回歸後視民主為應得之物；但北京則恐懼內地人民會「有樣學樣」，在富起來之後，要走香港民主化之路而成亂局，畢竟國內情況不同，未必可以承受政治重大變化，對於責任在鞏固一黨專政的中共領袖，又豈有不全力阻撓使其不發生之理。這種「理路」上的殊途，梁氏上台後不加化解而落井下石，令內地和香港關係日趨惡化，這正是抗爭風波平息後特區政府應全力應對的大事。

應該一提的是，北京懷疑（也許有未公開的證據）美國在港人抗爭活動中插上一手，不一定是無中生有，因為香港亂成一團令當局不得不以武力相向時，台灣人看在眼中，驚在心頭，與大陸統一的回歸便愈不用提，而這是力謀阻遏中國強盛的美國所欲見的發展！筆者常說香港人無論追求什麼理想、搞什麼活動，都別走向外國尤其是美國求助之路，底因正在於此。

‧辨別明智與反智下周續刊

暴徒當道 | 「懷疑」袁志偉堅持刪「拳打腳踢」聲帶流出

前日，一群無綫新聞部員工，由於不滿管理層在處理七警圍毆公民黨黨員曾健超的報道中，刪去了「拳打腳踢」等字眼，決定聯署公開信對管理層的決定表示遺憾。昨日，員工及管理層有就事件作出討論，但雙方都未能說服對方。

今日早上，突然有一段「相信」是新聞部總監袁志偉及副總監黃淑明向員工解釋事件的聲帶流出。不過，與其說是解說，卻更像是袁志偉再向前線員工訓話。

聲帶中「懷疑」是袁志偉的「一男子」，質問記者為甚麼對警察作出「帶到暗角拳打腳踢」如此大的指控。「一男子」引述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說法，指警察行私刑可以被判終身監禁，證明記者及主播們的指控嚴重。

「一男子」又嚴肅地不停質問：「我哋憑咩嘢話個警員將佢拖至暗角拳打腳踢啊？你係幾個警察心裡面個條蟲呀？特登拖佢去暗角拳打腳踢啊？憑咩嘢啊？個記者……都係憑攝影師影返嚟嘅片段，你嘅片段去寫呢段稿；佢有無走埋去問過，睇住佢打啊？問係咪特登拖佢去嗰度打？」

「一男子」表示，除非記者能訪問到那幾名警察，才可以寫「拳打腳踢」。如果記者做不到，就應該用「懷疑」、「涉嫌」、「相信」等字眼，但記者同主播次次都無用到。他表示自己作為總編輯，叫同事修改是應該的。

然後，一個被「一男子」稱為「阿ming」，相信是無綫新聞副總監黃淑明的人表示，剛接更的助理採訪主任吳宜婷表示遭「花哥」責罵。她承認，是她建 議吳宜婷先將「拳打腳踢」等字眼刪除。另一方面，她也認為「暗角」的字眼有主觀描述，因為在其他電視台的片段中看到該處其實有燈光，而「暗角」一詞則始終 容易惹人想像。因此，她認為刪去旁述，交由市民判斷即可。

最後，她解釋未有在午間新聞時重申加回旁述，純粹是因為大家各有各忙，而她認為只要加回「懷疑用過度武力」之類的旁述，已經可以解決事件。

 袁志偉講解點解要刪改新聞VO「拳打腳踢」16.10.2014

爽健: 從禁制令看中立犬儒

梁匪振英之亂持續上映，我城法治文明，辛辛苦苦四十年，一朝回到文革前。

日前愛字頭土共傭兵連續多晚以大巴運兵到將軍澳壹傳媒門口通宵生事，牠們當中既有狼狽混雜，黑社會、大陸職業流氓、愛字頭、見利忘義的無知愚民……爛頭卒應有盡有，這批生物甚至當眾撕毀高等法院簽發給壹傳媒的緊急禁制令。

原來頂著「土共僱員」光環，便可公然妨礙言論及新聞自由，世上果然有許多比其他人更平等的人，然而閣下以為上述事實已經比小說更離奇？未算。

當時在場有一公安警長竟然當眾告訴那批職業暴徒：「佢哋可以派高院禁制令，你哋都可以唔接」，香港公安不執法，不維護治安，不驅散可疑群眾，也罷了，現在這些掛名還是警察的公安，竟然眾目睽睽之下呼籲土共傭兵不必依法，這不單是知法犯法，簡直是煽動有組織罪案。

這位超良心警長事後還協助土共暴徒違法截停壹傳媒用車，並默許暴徒登車非法搜索車上物件，確定沒有蘋果日報才允放行，當真不得了，原來隨意搜查他人財物的警權，能夠隨便外判來歷不明的土共傭兵，所謂執法者簡直目無綱紀，愧對制服。

在下明白，此城許多「中立人士」，每每把港共傀儡政府亂政歸疚一疊蘋果日報，在這些不擅思考卻時常胡思亂想的天才眼中，香港所有異見和抗爭都源自幾張新聞紙，示威者是被洗腦的被煽動的，不明來歷的物資是被外國勢力策劃的，社會運動一定是被陰謀論被野心家把持的。

或許在場那位所謂警長也是這種非黑即白二元分法的擁躉，因為蘋果日報=壹傳媒=黎智英=中共口中的漢奸=禍港=奸人，所以人人得而誅之，為了一己之狹見，圍剿肥佬黎私人犯再多的法也是冇問題，替壹傳媒工作的所有人和事都是仆 街冚家鏟，歐賣尬，老實說，區區一個肥佬黎，他除了辦報了得之外，他走到隨便一個佔領區，他指揮得了誰？那一大批CCTVB云亦云的所謂中立人士，對時局之愚昧，政局的無知，近乎試管嬰兒，所謂中立派以這種罅隙思維去看遮打革命，唉，試問雙學憑什麼去「感召」「說服」「拉攏」已是渾身偏頗的他們去支持自己呢？

枉保公安局局長黎棟國和公安頭子曾偉雄天天以「依法執法」做擋箭牌，漠視公眾知情權和譴責，牠們旗下前線爪牙每天都在違法亂法，N重標準，人無信而不立，高等法院批出的有效法律公文，在執法者竭誠維護法紀的日子，尚有效力，然而失去執法者護法守法的加持以後，禁制令在特權暴徒眼中只是給撕爛一地廢紙，香港公安有法不執有令不守，國際級聲色狼藉，是自找的。

公安繼續為梁匪政權倒行逆施，濫用暴力和公權力，你們的狼顧之相必將流通全球，亦沒有被遺忘的權利。

【守護《蘋果》 我們是記者 也是保安】

文：記者 蔡元貴


一夜惡鬥，我想我要為記者這種職業重新下個定義了。以前的記者，只須做好採訪、寫好報道，就叫做稱職專業了，可以回家安穩入睡了。現在呢，我們在訪問寫稿之餘，還要提升公民戰鬥力，晚上交了稿，還有更重要的任務等着我們。

晚上10時過後，來自各大社團和三合會的堵路者又來了。他們面目模糊，戴口罩、操鄉音、講粗口，分批乘旅遊巴、七人車和的士蜂擁而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撓《蘋果日報》出街。我們埋了版就趕來樓下接戰，同事們上下一心嚴守壹傳媒大樓的大門，防止堵路者衝擊。


身心疲累　士氣高昂

這時候，在大樓外的駿盈街和駿才街，都已被鄉音大媽與社團分子坐着堵塞。平時記者遇上抗拒鏡頭的採訪對象，被粗暴對待，基於對方的修養與一時失控的情緒，我們還能理解，但封路阻止報紙出街，就是要封殺透過記者表達的聲音，我們絕對不能嚥下這口氣。

這是《蘋果》創刊以來最漫長的一夜，同事們收工後，不是回家休息，而是留守大樓，好好招呼前來滋擾的堵路者。壹傳媒所有刊物的同事都出來了，由集團高層到最前線員工，由粗豪硬朗的印刷部大哥到各部組溫文嬌小的女同事，都站在堵路者的前面，讓他們都看見壹傳媒的團結。

同事都說，今晚，有今生，無來世。「做記者啫，點解要搞成咁？點解要夜麻麻企喺馬路做保安？」是不是要多謝堵路者的衝擊？讓我們看見壹傳媒的弟兄姊妹，是多麼的不撓。

幾乎擾攘了整個黑夜，回到家已差不多破曉了。身心疲累，但大家的士氣卻從未如此的高昂。由《蘋果》網站到facebook專頁，都貼滿讀者仗義打氣的留言；有人問我們有沒有需要人手到場支援，有人說會把支援行動升級，每天轉賬6元（編按：《蘋果》售價應為7元）給《蘋果》，直至鄉音大媽撤走。

不期然想起《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賀詞：「當你面對專橫跋扈的惡人，當你面對足以影響人們一生的社會不公，你就明白正義需要多少代價，正義需要多少勇氣。」撰寫這篇文章的沈顥現已被算賬拘捕，比起內地無數秉持公義人權的行家，我們的遭遇又算得上甚麼？

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

我們對十月十五日凌晨時分，在龍和道與添馬公園範圍發生的一則警方清場新聞，其處理手法與公司管理層意見分歧，特此聲明，表示遺憾。

當晚現場攝影記者的鏡頭，記錄了多名警務人員將一名示威者制服，抬到一角，之後對該名雙手被綁的示威者有所動作。


我們認為，截至早上七時前的報道字眼，是對過程作中立客觀描述，當時報道如下：

「一名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由六名警員帶走。警員將他抬起，帶到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整個過程歷時近四分鐘。」

然而由早上七時起播出的版本，「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這段描述被刪去。

直至時近中午，才重新加入「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一句。

誠然，「拳打腳踢」這字眼並非不容置疑，是否最客觀用語，同儕間亦就不同意見討論過。但我們的共識是，「拳打腳踢」並非失實陳述，亦不能接受直至接近午間新聞，才對事件怎樣發生，加上一句描述。期間近五小時，有關畫面的旁述一直從缺。這不但使報道忽然變得不完整，同時也反映了管理層對原來之報道並不信任，對此我們感到極度不安，也實在無法苟同。

我們認為，這樣對報道真相而言，是一個缺失。我們重申，一度被刪減的描述，沒有滲入記者個人立場或情緒，只是客觀根據事實報道。受眾的觀後感，例如會否不滿警方的手法，或體諒警方執法困難，自有公論，新聞工作者不應，也不必予以考慮。

作為本地最大免費電視台，期望前線和管理層均恪守專業，堅守原則，以事實為本，為公眾帶來準確客觀及全面資訊。

作為前線記者，十多日來，本台新聞部的同事日以繼夜緊守崗位，盡力報道事實。惟望社會一同珍惜香港僅有的新聞自由，支持記者獨立採訪，避免阻撓記者報道事實。

聯署人

陳健民
何文雯
伍瑋瑋
李芷琪
李卓謙
李盼儂
利君雅
吳璟儁
阮嘉丰
林子豪
林彥邦
林昭儀
陳亮均
陳逸思
陳嘉欣
單景煒
曾百慧
黃曉瑩
彭國柱
詹前穎
趙珮瑜
潘蔚林
鄭萃雯
劉芷欣
鄭詩亭
羅若安
談美琪
Rani Samtani
(名單持續更新)
陳敏婷
李偉達
陳栢晞
周芷菱
劉偉軒
楊皓然
杜施惠
封艷明
徐奇暉
陳家敏
郭劍峰
吳煒茵
胡若靈
彭芷敏
阮明珠
尹仲然
陳小燕


Footage of Beating Prompts Outrage at Hong Kong Police

期望青年人開創香港未來／文﹕盧子健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這一句凝聚千年智慧的古語，正好描繪了當前香港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形勢，亦描繪了我個人的心境。
 

在此先預告﹕我在本報筆陣的筆耕將於本月底告一段落。自2006年1月底開始，到10月底，我在筆陣撰寫文章已經105個月，很想休息一下。
 

最近兩年，目睹在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中青年學生指點江山的表現，更覺時光飛逝。青年學生是香港的未來，他們亦正在親手開創香港的未來。
 

上世紀70年代，我是當年蓬勃的學生運動的後期參與者；到了80年代是興起的民主運動的早期參與者。從今天的青年學生的身影，我不禁重溫當年年輕一代充滿改革社會的熱情的日子。但比較起來，今天的青年學生比當年的更能幹、更聰明、更有衝勁、更有魄力。作為學生運動的過來人，我對青年學生改變社會、開創未來的能量充滿期望。他們站到台前，也是我們這些上一代人淡出的時候。
 

經過剛過去個多月的罷課行動和其後的佔領行動，香港歷史從此再不一樣。青年學生帶動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之勢已成。我個人的印象是﹕青年學生政治醒覺的一個轉捩點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這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轉捩點。是次大遊行是自上世紀80年代後我第一次感覺到有大批青年人參與社會行動，相信其中不少已成為今天社會運動的主力。而在過去11年，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投入多次重大社會行動﹕保護維港、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等。直至兩年前的反國教運動則是另一個分水嶺。中學生的行動帶動了社會大眾的呼應，是罕見但極富象徵意義的現象。


社會整體政治意識不斷提高
 

是什麼令到青年學生成為社會運動的帶頭人，這會是學者有興趣研究的一個課題。我對這個課題未有深入研究，但過去十幾年香港的一些重要社會轉變，相信與青年學生運動的興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第一，是香港社會整體政治意識不斷提高。對此，很多時候政府官員會用「政治化」一詞來形容，帶有負面含意。其實是他們未能面對民眾政治意識的提高。現在我們經常見到很多「普通」市民都能夠清楚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反而不少官員解釋政策時會結結巴巴。

通識教育科肯定對提高學生社會意識起了作用，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年輕一代的成長環境。在今次佔領運動中，出現了很多我們上一代不可能想像的現象。不少父母支持子女參與行動、為子女請假以便他們罷課。在教育界，很多校長老師對罷課採取寬容態度。其中一個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例子，是一家中學的校長在集會中讓學生在討論後投票決定是否進行升國旗禮。這種通識教育比任何課堂內所做的有更大影響。
 

第二，是互聯網興起這個全球大趨勢。在互聯網的平台上，年輕一代有無數表達自己的機會。這個平台也是一個完全平等的國度，沒有真實世界中的階級、輩分、權威。互聯網亦有互動和迅速聯繫的特點。青年人本已富有動感，互聯網世界令他們如虎添翼。

佔領運動演變成為沒有領導的社會運動，並非偶然。青年人有了想法，很快便有行動，不需要領導者告訴他怎麼做。有些行動很快有人模仿，遍地開花。也會有人構思另類的行動，創新出位。傳統的很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的模式，日後可能會逐漸式微。
 

第三，是這一浪青年學生的政治覺醒完完全全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出現。
 

回歸後，香港再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年輕一代更期望要當家作主。所以，在中港不斷融合的過程中，香港本土意識卻不斷增長。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辯證的對立統一。當香港人愈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國（中國）之內，就更重視維持香港一制的獨特性。
 

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更加強，因為他們日後還會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生活一段很長、很長的日子。他們或者是積極親手塑造自己的未來，或者是任人擺佈。他們選擇前者，我們應該感到高興。代溝可能導致不同看法，但世界長遠來說是屬於年輕一代，我們不必太狹隘，更不應霸道。
 

應尊重年輕人當家作主精神
 

今年香港青年學生的行為，被北京及其在港支持者視為激進、離經叛道，這只不過是當權者的狹隘和霸道。至於說外國勢力興風作浪、挑動香港社會矛盾的說法，更是可笑。港英統治香港百多年，結果是學生運動在上世紀80年代支持民主回歸。現在香港回歸中國已經17年，北京牢牢掌握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運作，有大量時間和用大量資源搞國民教育、愛國教育，何以青年人對國家有更大的「抗拒」呢？不難看得出，青年學生抗拒的是強權，不是中國人的身分。他們爭取的是公民和政治權利，當家作主，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千千萬萬的青年人並無二致。
 

北京和香港的當權者若不去深入認識上述社會現象，反而用上綱上線的鬥爭思維來看待青年學生運動，這是香港的大不幸。香港的未來是否光明，不在於是否國家給予香港什麼優惠，不在於特區政府制訂了什麼高明的發展策略。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年輕一代有發揮創意的空間，他們的當家作主的精神得到充分的尊重。他們有能力為香港開創光明的未來，也唯有他們才能開創未來！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林行止: 國運昌隆靠一國 命運自主看兩制

一、如果說「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人大常委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對香港政改方案連下三閘的決定，便有「化神奇為腐朽」的破壞性效果。

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八十後、九十後），其對中共的抗拒和恐懼，明顯減少，與上二三代人大有分別，因為他們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解放」初期的民情顛簸、民生凋敝，以及殘酷的階級鬥爭，縱有所聞，卻未目睹，隔代流傳的印象不很真切，「舊恨」來得並不直接亦不深刻；而隨歲月推移，有關記憶模糊淡化，他們對祖國有切身體會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經濟開放，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和承認、保障私有產權），把國家帶上了繁榮的康莊大道，告別了乞憐求助於他國的經濟自主，國運昌隆不僅讓中國在國際間重拾失去二三百年的尊嚴和體面，亦沖淡了昔日人們對共產黨「暴政」的不良印象。

比起「避秦」南奔的前輩，香港年輕一代接受「一國」的態度相對坦然，不像以前吃過苦頭的「難胞」，聽到共產黨便心生仇恨和顧忌，想起土改、三反五反，以至大煉鋼、大鍋飯、大躍進和下放勞改牛棚之類的連串「運動」，便夜不成眠、不寒而慄，面對京官黨要，不是保持「安全」距離便是裝出趨炎附勢的亢奮。

這回上街示威的佔中人士和罷課抗爭的學生，大多是從有意識以來，便處身於命定的「兩制」之下。生活的體驗，並不是什麼形而上姓「資」姓「社」的區分，而是實實在在看到二種不同體制的生活方式。權力定於一尊的內地，國力趨盛，全方位崛興；經濟的自由度自主性，遠比智性生活的空間大。香港方面，從開埠便是自由港，自由貿易通四海，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綻放了驕人成就，被經濟學泰斗、諾獎得主佛利民譽為「最有自由選擇空間的城市」（見佛利民夫婦合著、一九八○年出版的《選擇的自由》）。港人各為私利而營役，構成人人發奮圖強朝氣勃勃的景象，在這種環境下，權責利益都建基於一己的摸索、取捨和努力，由此所得的成果受到健全、公平法制的保障，港人的生產潛力得以盡情發揮，這個蕞爾漁港、仰人鼻息的轉口港，終於成為國際有數的大都會，而領導這樣一個欣欣向榮經濟力旺盛都市的政府，其權力主要用於建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引導城市發展、利便市民生活，而非駕馭群眾思想，更非操控市民欲求。


二、《基本法》沒有「愛國愛港」四字，但今年六月間國務院名下機構發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卻把這四字列為香港的普選規條，明說「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要愛國愛港人士」，那是《基本法》裏找不到法據、法律遭受政治僭越的鐵證！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此曾迅速回應，指出須具愛國愛港條件才有資格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規定，在法律上會受質疑。可惜言者諄諄，北京置若罔聞，盡顯有關當局並無檢討、未經諮詢而單方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是多麼的強橫霸道，完全不在乎港人的感受，而如影隨形的泰山壓頂權勢，使人坐立難安。七月中，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的政改諮詢報告，是當局在高調鋪排下炮製，與現實民情並不吻合的「偽術」力作；八月底人大常委政改框架落閘，與「政改三人組」同鼻孔出氣，對港人訴求，不假辭色。

呼應《基本法》定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在回歸後的制度是一條民主回歸路。要是落實普選，港人行使手中一票，刻意投給北京難以信任的人，那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因為港人既理性又實際，不會「自己倒米」，貿然給自己開這樣一個後果堪虞的玩笑！不過，要是有人在《基本法》進行僭建，藉詞「愛國愛港」限制普選須有先經挑選的操控機制，香港人，尤其是有生以來便活在「兩制」之下的年輕人，他們是無論如何亦不會啞忍那種玩弄權術、歪曲「兩制」意義的遽變。

經過清末民初軍閥割據的戰亂和外強侵略裂土分疆的喪權辱國，中共建國初期高壓統治走過不少「殃民」的歪路，換來國家一統的成就；為了彌補劫後「未」昇平的缺憾，利用民族情緒國族主義的榮辱感，高舉「愛國愛黨」的大纛，無疑是鼓舞、撫慰、麻醉人們為之甘於付出驚人代價甚至犧牲性命的靈丹妙藥。香港人是富有公民意識的城市人，把「愛國愛港」列為普選中一個標準，一眼便能看穿那是老共挑選合其所用的人選、不惜埋葬港人擁有選擇自由的空間！

香港人尊重「一國」的民主集中制，因為看到支離破碎的中國在中共治下，整合統一，且在經濟上突飛猛進，在國際上成為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面對這些成就，誰會不加敬重？可是北京因此自恃「強大」，把港人享有的「一制」視作可有可無的虛文。在香港的政改過程中，不惜食言，支持港共，暗施黑手，把香港的一人一票集中為受一黨操控的調度遣派，那分明有違「兩制」用意，是動搖香港精神的致命一擊。這是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難以吞下的驟變！


三、受「和平佔中」的化育，學聯另樹一幟的罷課行動，響起「命運自主、抗命不認命」的口號。筆者認為那是說到明理港人心坎的糾結；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種主張，有商界翹楚看到金鐘佔領場地的講台上有「自主」二字便非常憂慮，表示海外已有媒體形容佔中罷課運動為「顏色革命」，商家因而擔心「自主」成為抗爭主題，會令中央不得不加重視，那會令情況變得更為複雜，甚至預見有可能出現「大家都不想見到」的下場……。

那是典型恐共媚京亂港的聳聽危言！因為退一萬步看，港人的佔領行動真有推翻政府的「顏色革命」色彩，充其量不過要北京換掉不受港人信賴的行政長官和因政制諮詢作假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要他們為維護「兩制」不力、誤導人大常委作出不合港情的決定而問責下台。此事絕對不涉一國一黨的穩健統治。參與佔領行動的青年人令筆者心折的，不單是他們的勇氣，還有他們清晰的思維和剛正謙和的應對，他們抗議政改框架剝奪其「命運自主」的權利，那是個人層次的選擇空間和機會，無涉國家層面的權勢，更與國運之主宰操持完全無關。他們尊重「一國」，理解共產黨要是撒手不管，「一國」成亂局，香港便大禍臨頭，因為一黨專政的組織紀律與運作具有很高效率，改轅易轍的變動，必然妨礙中國眼前走向富民強國的氣象，亦會令香港境況同趨淪落。說穿了，港人維護「一國」的共識與意志，是出於「私利」，是知其必要的摯誠，並不虛假。

要求「命運自主」，香港的普選不由一黨操控，是保全出於自願的選擇自由，是基於「兩制」保障港人生活方式不變的合理訴求；走上街頭風餐露宿進行抗爭的年輕人，從來沒有要求會見京官或者北上陳情（雖然學聯寫了一封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陳情書」）；他們只向特區政府條陳利害，是向特區政府官員爭取會面對話。那是北京戒懼的「顏色革命」嗎？那是受外來（國）勢力擺布支使操縱的非分之求嗎？

‧辨別明智與反智．之一

蕭少滔: 大亂之後不一定是大治

先前寫過一篇文章，問到黑暗時代會否重臨？看事情的發展，真的有點心寒。因為總有一些迷信很難用淺白的語言來拆解，而人總會朝着自己執着的事情去推想。例如：大亂之後必有大治。

於是乎有大量的「維穩派」認為，香港目前的「亂局」必須要用強硬的手段清場，不惜一切也要「恢復社會秩序」云云。

但問題正正在於：所謂的「恢復社會秩序」是什麼意思？所「恢復」出來的，是否「應有的秩序」？這種自欺欺人的秩序假像，其實殺傷力比起幾條馬路被長期佔據，要嚴重和深遠得多。

很簡單的一條思路：香港市民有七百萬，警方人力只有不到三萬。要「管」這樣一個城市，要不是市民自發自律的「向心力」，單以警力又可以如何維穩? 而令到有這種向心力出現的，是港英政府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一套現代社會文明秩序，而不是「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維穩秩序。

其實早在去年，我經已提出了香港的「行政主導」早就「離奇暴斃」。因為「行政主導」之所謂成功，在於其科學及有效的管治手段，使得社會上不命萌生「監察制衡」的需要、更加不會出現「對峙」的局面。

但假如執政者的管治手段不科學、也無效、甚至是反效果。那麼這種所謂「行政主導」還算是什麼東西? 不群起造反已經算是「俾足面」了。

最能簡單說明情況的，莫如香港警方所披露的「光明頂」行動。亦即928當晚視為理所當然的「催淚彈可有效驅散示威者」措施。尤其是講到以下這段：

9月28日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當日，據悉另已有230多枚催淚彈由九龍運抵港島，準備長期作戰，包括繼續施放催淚彈、上前「搶 位」並包圍不肯散去群眾再拘捕…….至翌日凌晨2時許，警方在金鐘施放最後3發催淚彈後，行動突然叫停，並要求所有警員卸下防暴裝備，任由示威者留在街 上，令前線士氣受挫。警隊內部盛傳是政府高層叫停行動。

換言之，看來警方是「真心相信」放出大量催淚彈和作出拘捕行動是可以「有效驅散」佔據金鐘道路的示威者。

這種「真心相信」才真要命。因為稍有常理的，可以留意一下，到底為何事後的示威人數會不減反增? 都是因為不滿防暴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施放催淚彈。換言之，盲目暴力所換來的，是更大的反抗決心。簡單一句：打波可以勇、但不可以「茅」! 這種連三歳小孩子也懂得的道理，怎麼「很專業」的防暴隊反而會信?

去年我也提到了這一點，就是：信心才是穩定的關鍵。而作為一個八股佬，自然引述了羅馬帝國的歷史：一個帝國無論它有多麼強大，在人民不再相信的時候，就死定了。此為之前車可鑑。
或者再拿香港的近代史來說明一下這個「相信」的重要性吧。

1967年的暴動，導火線是1966年的「天星小輸加價」事件。市民蘇守忠採取站立示威的方式，喚起市民關注公用事業壟斷以及民生矛盾。港英政府採取武力 鎮壓，由是激起市民更大的反抗。至1967年，《工聯會》乘勢發動「反英抗暴」，騎劫示威改為政治上的反殖行動，最終演變成全面暴力衝突，土共製作的炸彈 隨街亂爆。而「受害人」總是手無寸鐵的小市民。

尤其激起公憤的是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先生和他的堂弟，被暴徒用電油當街活活燒死。事後《大公報》更加唯恐天下不亂，大字標題讚揚暴行，並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最終港英政府毫不客氣，出動防暴隊武力鎮壓香港左派。

事後香港「竟然大治」！這個就是「大亂之後大治」的說法由來。不過明眼人都知道，事情不可以胡亂類比。

這個「由亂入治」在本質上的分別，正正就是英國佬令到香港人相信在英殖的管治之下，生活可以更好。事後的港英政策可以說明這種真正的因果關係：

1. 採取各種限制公用事業的手段：確保民生得到保障；各種利民措施相繼推出，包括建設各種交通基建例如海底隧道引入公開競爭和專利監控相輔相成的政策
2. 積極介入住屋市場：優先照顧低收入階層，並且配合推出「衛星城市」計劃，大力拓展市民的生活和工作空間，並且推行「租務管制」保障市民的「安居樂業」需要
3. 提升警隊待遇及形象：向大學生招收警務人員，實行質素提升，扭轉「好仔唔當差」的傳統思想
4. 成立廉政公署：監督制衡警隊腐敗情況，扭轉社會對政府的負面形象，並向社會進行「廉潔奉公」的教育
5. 積極推行「行政吸納」政策：開放社會管理事務予市民參與，使得即使是反對英殖的專業精英也願意投效政府
6. 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包括免費教育以及各種職業培訓，並大力推行公民教育，使得香港人口提升生產力及專業水平，令就業前途更有保障
7. 開拓新經濟領域：扶助本土工業發展，以創造各種不同的就業及晉身機會，造就「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
8. 開放傳媒：促進言論自由：新電子媒體迅速成長，廣開言路、避免民怨累積，促成香港文化事業及創意人才的高速發展，令到彈丸之地的香港成為全球華語電影的主要製作及發行中心
9. 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在1969年就推出《地方政制改革報告書》，逐步放權予市民參與地區事務
10. 開放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引入各國先進經驗及技術，促成日後確立環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上也只是提綱挈領的點出了港英政府所切實執行的「行政主導」措施，重點是因應市民的訴求而順水推舟締造「向心力」，讓市民對社會既有合理的期望，也有合理的手段去滿足期望。而這種向心力是「順勢而成」的，因而是主動自覺而不是強制扭曲而勉強產生。

1997之後的迷失，就在「直通車被拆軌」那一刻開始。香港背離向前看的普世及現代文明社會價值，被迫轉向認同專制極權的「古代普世價值」。再繼之而來的 原始資本主義大反撲。各種保障小市民生計和促進階級流動的政策被逐一廢止。到最後，連「睇電視」這種卑微的願望，居然也變成了官民衝突的頭條新聞。

而在928當晚，這場「文明的衝突」就益發毫無保留地暴露出來了。就是整個所謂「光明頂」計劃，只是花掉幾年時間去策劃和操練的暴力清場行動。而其假設又更加荒誔得離奇。因為政治訴求只能用政治解決，用暴力是解決不到的。

假如用暴力就可以長治久安，那麼世界上最安心的應該是秦始皇，因為他的暴力水平，絕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過要是這種所謂「法治」真的很管用，那麼陳勝吳廣的故事又可以如何解釋?

從這個角度去看，香港應該是由政府帶頭引領着社會走回頭路。而實在「專制獨裁」，在遙遠的古代，也是一種「普世價值」。不過大家彼此相隔了極大的時空。因此香港的所謂社會撕裂，是因為政府和民心向着相反的方向走，才會出現這種「拉扯」的現象。

現時子女向家長「報平安」的信息是：放心….這裡沒有警察。

到底這是一種怎麼樣的「社會秩序」？

林行止: 公共場所難界說 清場難清管治難

一、去周四本欄假設學聯與政府的「對話」成功舉行，但受北京政情牽引，「筆者相信是一次『馬拉松』式的會議。」翌日便傳來政府取消前議，指摘學聯搬「龍門」，「對話」拉倒。在雙方無法正面、直接、公開溝通的情形下，筆者認為政府和學聯代表的民意，將長期對抗，那意味後者的抗爭，亦是「馬拉松」式；這種發展對香港不利，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所憂慮的「衝毀香港『城牆』」，成為事實的可能性不低。

由於「遍地開花」的佔領活動堵塞多處「佔領區」的交通，影響市民正常生活及商業正常運作，令社會氣氛變得複雜詭異，同情學聯的市民雖然數不在少，但反對、抗議佔領活動的人，其聲音亦不容忽視—加上此中明顯地有一些橫蠻不講理的「僱傭星君」混雜其間，據本報網站「不停更新消息」︰「百名口罩大漢（周一）中午帶同鐵鉗、剪刀到金鐘衝擊佔領一方」（涉向在場人士及傳媒動粗）、「和平佔中譴責有團體暴力清場，促請警方嚴厲執法，防止破壞和平佔領行動……。」剛滿十八歲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指摘「警方採用雙重標準，縱容反佔領人士肆意破壞……」；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則質疑警方與反佔中人士「有調協」。當然，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鎮德在昨午四時的例會上強調並無「警黑合作」這回事。黃之鋒為此「請市民盡快前往三個佔領據點，參與佔領行動，並帶同大型物件到現場加固路障……。」周永康則說學聯會「固守陣地」……。現場情況有隨時失控爆發肢體衝突的危險。

回應市民的怨言及運輸工會宣布會於周三清晨強行拆除路障物令交通「恢復常態」的「警告」，學聯、學民思潮及和平佔中這三個佔領活動主催者，「與金鐘道留守者商討後」，於周一凌晨宣布「若政府開放公民廣場（政總東翼前地），留守者便會撤走金鐘道路障」，並限政府於周二下午五時前回覆。這一趟，雖然特區政府主要決策者北上或即將北上廣州開會，但當局迅速於周一上午作出拒絕以開放公民廣場交換撤除金鐘道路障的條件。這一方面顯示政府獲北京支持而有作風強悍的本錢，一方面則因警方已做好強行拆除路障的部署，在「移除示威者聚集地區外圍障礙物」而不是「清場」的口號下，警方已於周一上午五時三十分左右，在旺角及中區「移除」路障。事實顯示，警方在旺角遭遇佔領者「不合作」的抗爭而未竟全功，但中區（金鐘以至灣仔）的「移除」作業則頗為順利，區內的交通擠塞情況大有改善；不過，佔領區內仍聚集大批示威者，對要他們「和平及有秩序地離開現場」的警方呼籲，置若罔聞！

顯而易見，雖然警方一再申明「移除障礙物」並非「清場」，但路障一移，便等同為「清場」清除障礙，旺角示威者的「不合作」，自有道理；中區尤其是金鐘的佔領者，對以金鐘道交換公民廣場似有信心，那知當局斷然拒之，政府發言人的說法為「東翼前地為政總一部分……，人群聚集會影響政總運作……。」發言人示意示威者可轉移陣地至添馬公園、海濱長廊、維園草坪和旺角麥花臣遊樂場。示威者「聽話」的可能性是零，以示威目的的達致，很大程度取決於「影響政總運作」，一旦移至「偏僻」休閒區或遊樂場，他們便喪失「對話」的籌碼。


二、俄羅斯國立聖彼德大學高級經濟專校經濟學研究員安娜．齊蓮娜（Anna Zhelnina），在社會學及政治學學報《求變》（Stasia，筆者據其發刊詞的意譯，望高明指正）第二卷第一期（九月號）發表一篇論二○一一年至一二年間反選舉舞弊民間抗爭後，俄羅斯人民對利用市區（主要是莫斯科和聖彼德堡）公共場所（Urban Public Space）權利的長文（題目太長，不錄；查作者名字可得），其與香港目前情況有關的要點可歸納為下述數項：

Ａ、在公共場所封鎖所有通道的示威，仍是群眾最有力的抗爭工具；不過，由於示威者生活在佔領區（dwell there），令一般人無法使用公共場所，影響了市民的生活，最終會導致政府的暴力清場（harsh reaction），結果是事件暫時平息但引致更大民憤。在這種情形下，誰有權利用（佔領）公共場所，成為新的討論課題。

Ｂ、毫無例外，當政者都視佔領公共場所為「非法活動」，根據俄國下議院於二○一二年六月八日通過的法例，所有未經政府批准在公共場所示威的組織會被判罰款及監禁，但假如示威行動的目的在以抗爭手段爭取或提升城市及市民的權益，政府「執法」的正確性便存有疑點。除此之外，什麼是「公共場所」，當局必須立法釐定，以香港為例，東翼前地顯然不屬公共場所，添馬公園等政府提議可作「佔領區」的地方，應為公共場所，它們一旦被「佔領」，其供市民自由活動的功能消失，公共場所便失卻佔領意義。又如果一般市民不認同（通過「公投」）「佔領者」的主張，「佔領」特區政府提示的公共場所，便屬違法！還有，公共場所是供「和我們一樣的市民」（People like us）休憇、活動和社交的地方，醉漢和流氓不得進入，惟前者可通過測酒機鑑定，後者沒有「身份證明」，如何確定，酌情權在執法當局，此中因此存有漏洞。

Ｃ、公共場所「私有化」，由「業主」規定公共活動，是避免引起公民權利爭議的最佳辦法。二○一三年，俄國首富、車路士班主阿巴莫域治（Roman Abramovich）斥資向聖彼德堡政府購下興建於十八世紀初期、位於市中心的「新荷蘭島（公園）」（Island of New Holland），然後指定用途對公眾開放，便是最佳範例……。